3月14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北京医疗队员送别出院患者。

1月27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医疗队员登机前往武汉。

 1月28日

武汉协和西院，医护人员正在北京医疗队病区搬运消毒设备。 

2月2日

医疗队员将姓名写在隔离衣上，以便于相互之间确认身份。

2月8日

北京朝阳医院援助队和远在北京的同事进行5G视频会议。

3月6日

北京医疗队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医学誓言活动。

3月8日

北京医疗队员韩遵海为病人剪指甲。

疫情下共同奋战的经历，像绳子一样将人与人紧紧系在一起。

每位医生心中，都有一名“地位特殊”的患者——为他插过管、数过呼吸、出过“奇招”，拼尽浑身解数从生死一线上拉扯回来。

看他们撤掉呼吸机，肺部恢复干净影像，走出病房，成为医者不言说的小小心愿。

1月27日至3月30日，138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北京医疗队，在武汉与新冠病毒展开了漫长角力。他们累计收治患者345例，220人摆脱了疾病的阴影，回归日常生活。

65天中，医疗队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开头，在特殊环境中与陌生传染病背水一战，也迎来柳暗花明，在逐渐空旷的病房楼中看到武汉的春天。

院感“防火墙”

北京医疗队接管的首个病区，成为当地病区院感改造的样板。

“在这儿打墙吧。”

说话的是国际银河线路检查中心呼吸科医生王维。

这天是大年初四，疫情下的武汉静悄悄的。听到要破土动工，正在介绍情况的武汉协和西院副院长郜勇愣住了。

封死走廊的院感改造，是北京医疗队贡献的第一个特殊经验。1月27日，紧急集结后的北京医疗队连夜抵达武汉。次日，专家组进入武汉协和西院，实地查看病区情况。

医院刚刚腾空了住院楼。两天前，这里还住着肝胆外科、口腔科、骨科等科室患者。接到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通知后，医院在每一楼层划分了清洁区、缓冲区和污染区，以门和屏风作为隔断。

来到病区后，北京医疗队专家组提出要“打墙”，形成更彻底的隔离。硬隔断取代门隔断，走廊彻底封死;一侧的两间病房打通，形成一个迂回的通道，让医生与护士出入。

疫情下的武汉，很难找到建筑工人。武汉协和西院综合办副主任吴励志回忆，当地医生动用了私人关系才请来义工;由于交通管制，武汉一度陷入停顿，想去建材市场买隔离材料，他们得开车“偷渡”，出发前就做好了被交警拦下的心理准备。

1月29日上午8点，北京世纪坛医院感染科医生苑晓东来到武汉协和西院12楼。经过一夜的施工，绿色的新墙已经打好，用手敲一敲可以听见清脆的回音。轻型材料，这无伤大雅。让他关心的是墙与廊壁间微小的缝隙，意味着隔断仍不彻底。他叫来12楼东病区护士长程小翠，对方会意，帮着将连接处打上了玻璃胶。

这一模式，最终成为当地病区改造的样本。此后，大夫们在陆续新开的病区里遵循统一的进出路线。在清洁区穿上隔离装备，穿过四扇门来到患者面前;抑或在缓冲区内依次脱下防护服，返回清洁区。

每间病房外都放着专门的手消液，出缓冲区，医务人员要反复十多次手消。医生离开污染区，会先在淋浴间洗半个小时的澡，回到驻地，把衣服脱下在高温水中浸泡。

驰援武汉65天，北京医疗队实现了“零感染”。

病区“拓荒记”

一周内，北京医疗队“兵分三路”，成为武汉协和医院接管病区最多的医疗队之一。

1月29日早上8点，武汉协和西院12楼，不到24小时的改造后，这里成为北京医疗队第一个病区。

缓冲区被凿开的墙壁，来不及安上拉门;病房外的走廊上还挂着大红的灯笼。

没有磨合和适应的时间。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科医生丁新民承担“开路”的任务，和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臧学峰、北京老年医院呼吸科医生田蓉，首先进入病房。

军医出身的丁新民，拥有丰富的临床与国际救援经验。相比救治患者，更让他挂心的是秩序——患者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进入病区，没有前车之鉴。如果人数过多，全部积压在护士站，一旦发生混乱，会干扰正常抢救。

当天下午3点33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患者病情极重，对外界呼唤失去反应。随后3个半小时内，病区涌入13位病人，大部分病情严重。原本，医疗队打算先接诊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是否顺畅运行。

接诊过程中，丁新民一直注意着护士站的情况。患者入院后，被他挨个儿看着分流进病房，以保证病区秩序;为了应对过多的人数，他用上了部队中“分类检伤”的方式，按照病情轻重调整救治顺序。

1月30日，10层病区启用。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从来没见过这种收治频率。往日，一个病区一天只有3到5名患者入院，来了武汉，病区里每天增加十多张陌生面孔。

“早期人等床很明显，只要有床位，马上有人来。我们开病区很急，的确是外面的患者等不起了。”他说。

2月3日，8楼病区开放。北京医疗队这支刚集合没多久的队伍，很快兵分三路，重分阵营。

北京宣武医院呼吸科医生李艳觉得自己在“拓荒”。短短一周内，她在三个病区轮了个遍。由于工作楼层变化，和李艳搭班的本地医生，每次都不一样——刚开始是耳鼻喉科的，后来变成肝胆胰外科的，最后变成了骨科大夫。有一天，她习惯性地在10楼穿上隔离服，进入隔离病区开始工作，越干越觉得不对，半个小时后突然醒悟，自己现在是8楼的医生。

沉重的遗体

在隔离区，王峰第一次上手搬运遗体。短短30米的路程，是他忘不了的沉重。

CT片出来了。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陆非平心里“咯噔”一下。

在北京，他没有接诊过新冠确诊者，只听说“新冠比SARS传染性强、危害性小”。现实是，很多新冠肺炎患者虽不发烧，但呼吸困难、大量检查指标不佳，拍了CT，严重的肺部炎症让大夫们倒吸一口气。

“拖太久了。当时武汉床位紧张，第一批入院患者，基本都在院外等待了很久，许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再加上病毒性肺炎缺乏特效药，治疗手段有限，人们对新发疾病的认识也不够。”陆非平说。

2月上旬的一天，王维在病区中查房，隔壁病房一位患者突然倒在卫生间。经过40分钟的抢救，患者心跳一度稳定，但瞳孔已开始散大，最终未能救回。这边刚忙完，病区里另一位患者突然去世。

王维回忆：“看到人没了，就觉得无力，焦虑，恐惧，每天上班都可能有患者死亡，有些束手无策。”

某天夜里，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血氧突然下降。王峰刚接班就开始抢救，胸外按压、球囊辅助通气，用尽了办法，仍没能救回。

特殊时期，无人进隔离区搬运遗体。王峰和搭班的三位同事将老人抬起来，慢慢往门口走。老人的病房在护士站的里侧，离出口大约三十米。王峰穿着隔离服，喘着粗气，他像对待一位生者那样小心地对待遗体。手中的触感僵硬，王峰内心难过极了。

作为医生，王峰见惯生死，第一次觉得死亡如此沉重。

在严重的病情面前，医生们决定背水一战。

陆非平今年58岁，是医疗队中的“老人”。在同事们的印象里，只要来了病人，他冲得比谁都快。情况最严峻时，他在隔离病房待上三四个小时，查完一轮房，觉得心里不踏实，会反复回到重病患者的床前，有时，一个房间要来上四五次。

臧学峰数过宁辰的呼吸。宁辰入院时即病重，正常人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她在吸氧状态下，血氧也只有80%，严重呼吸衰竭。正常人的呼吸频率，一分钟在20次上下，宁辰达到了40-60次。

看着宁辰扶着床栏、接近濒死状态地喘气，臧学峰拼命思考怎样才能救下她。他尝试教她正确的呼吸方式，但宁辰无法自控;他把病房内所有能用的给氧设备都想了一遍，经鼻高流量外再套上一个储氧面罩，试图让宁辰能吸入哪怕多一点的氧气。

他学会了有些“浮夸”的说话方式：见到一个患者，就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家，这个病见多了，好治!”直到对方的眼里亮起希望的小火苗。

漫长的“查房”

从病房出来，看着长长的走廊，李艳一度觉得查房是一件完不成的事。

武汉协和西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勇，与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张黎明共同负责10层病区。两人颇有一些缘分，张勇的爱人也是医生，曾是张黎明的学生。

山东人张黎明性格随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东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张勇却有点“怵”他。有患者病情加重，张黎明就催张勇去联系医院ICU;床位不够，就催张勇快点去弄机器。“每天被他‘拿着鞭子’在身后抽。他说，能弄来机器我就能插管，尽可能多弄。机器还没到，已经开始考虑怎么安排人手了。”张勇说。

三个病区很快迎来收治峰值。2月6日，北京医疗队在院患者达到140人，床位接近满员。

一个病区近50人，有时，李艳觉得查房查不到尽头。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虑不安，需要大夫抚慰的，除了身体还有心灵。走到病床前，她除了思考治疗方案，还要回应患者的各类问题，往往上一秒还在考虑用药，下一秒就要切换“频道”，思考如何安慰、说服、劝诫患者。常规情况，医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结束，在隔离区，时间有时会延长一倍。

后来，她尝试调整查房策略。先从最重的患者查起——他们需要更多的专业思考。等完成这些，她心中的大石头放下，可以更轻松地为较轻患者查房，有余力做更多的人文关怀。

很快，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

2月12日，根据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北京医疗队在每个病区装上了2台有创呼吸机。张黎明所在的10楼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疗。

“在普通病房里做气管插管，医护是要承担压力的，无论是工作强度还是防护风险。但是大家扛住了压力，没有人抱怨，我觉得非常欣慰。”李艳说。

看护插管患者，工作量数倍于普通患者。张黎明介绍，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ICU床护比是1：3，加上隔离病房内护士无法工作8个小时，后者所需要的护士还要翻倍。医生们同样如此，对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数分钟就能完成，进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个小时。

然而，无论是张黎明还是陆非平、王峰，得知有创呼吸机要来之后，第一感觉都是“心里踏实了”。

“就像战士手里有了武器。”陆非平说。

出院的曙光

在漫长的拉锯战中，患者出院，是大夫们最高兴的事。

2月13日，北京医疗队的三大病区，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不过，首批患者的出院，让医生们开始看到曙光。

余风出院的那一天，武汉阴雨多日的天空放晴了。

除了是医疗队首批治愈患者，余风还是一名ICU护士。感染新冠病毒后，余风低热、干咳、乏力，2月2日，作为确诊患者入院，经过11天的治疗，余风症状好转，核酸检测“双阴”，达到出院标准。

“她是最先好起来的那一批患者，又是医务人员，送她的那天，我的心情也转好了。”王峰说，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出院，让他压抑的情绪逐渐缓解。

病房的条件在改善。防护物资、医疗设备日渐补足，更多医疗队来到武汉协和西院施以援手，让医生们心情轻松很多。患者们的状态也在发生变化，早先，王峰查房时，患者病情重、精神差，无力交流，随着身体痊愈，病友们开始互相鼓励，主动聊起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李艳有一位特别关注的患者，68岁的老先生，被大夫们先后三次病例讨论。原本他应上机插管，第一次因为没有机器，第二次因为状态略有改善，第三次则因意外没能上机。李艳不愿看他病情被耽误，对他使尽浑身解数，这位患者也很“争气”。

3月28日李艳查房，老先生明显好多了。他拿起手机，一笔一画记下医生护士的名字和电话，要日后挨个儿致电感谢。

三个叹号，会师了

两个月过去，当初兵分三路的队员们，再度会师。

“第55天!今天开始合并病房了!距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3月21日，北京安贞医院ICU医生贾明发出一条带着三个感叹号的朋友圈。照片上是酒店门前的喷泉，背后是灰白色的阴天。这不是一个明媚的好天气，但他高兴极了。

前一天晚上，医疗队临时召开会议，决定将8楼病区合并至10楼。当日，在院患者共74人，几乎是最高峰时的一半。患者数的锐减，是病区调整的直接原因。国际银河线路检查中心医生刘壮介绍，病房腾出后，可以节约人手，武汉协和医院也能尽快开展终末消毒，为回归正常诊疗做准备。

21日上午，王维在8楼查完最后一次房，再次传达了“搬家”的消息。患者很平静，许多人已习惯疫情中的特殊迁徙——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这一次，至少不是坏消息。

在医生眼里，合病区意味着离“胜利”更近了一步，可喜可贺。从8楼转移到10楼，王维见到原先被抬着入院的病人，不少恢复了自由行动能力。他感到很宽慰。

患者出院的速度，仿佛入院时那样迅猛。3月28日，在院患者变为38人，12楼病区合并至10楼。两个月时间里，北京医疗队先是兵分三路，然后迅速三军会师。

再值班时，“清闲”下来的李艳有精力应对患者王雄的“考试”了。

王雄懂些医学知识，非常在意自己的病情，每次遇到大夫查房，都要就自己的化验检查、治疗方案细细“盘问”上一番。检查结果条目众多，隔离病区不能带手机、不能带检查资料，医生未必能记全。若是回答上来了，王雄满意且配合，答不上来，王雄便不高兴。

患者众多时，李艳没有工夫照顾他的特殊需求。现在，值班的前一天，李艳会将王雄的化验检查结果背下来，第二天在病床旁对答如流，各生欢喜。

系上离别的红腕带

3月29日晚上11点半，消息传来：北京医疗队后天返京。

3月29日，丁新民查完房，突然有种告别的预感。

3天前，北京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与领队刘立飞前往海南医疗队和安徽医疗队驻地，送别这些共同抗疫的战友。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从丁新民的视野中消失了，隔离区和医生工作区，突然变得空荡很多。

疫情下共同奋战的经历，像绳子一样将人与人紧紧系在一起。

北京中医医院护士蔡卫敏用红色的丝带编了一条腕带，作为侯亮的出院贺礼。从扶着墙入院，到精神抖擞地出院，侯亮有着无限感激。“北京与协和的医务人员救了我一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为了给北京医疗队送别，武汉协和西院护士胡娟娟连夜与同事排了几支小舞蹈，有《感恩的心》，有《暖暖》。准备时间太仓促，上场时，音箱和手机出了问题，护士们表演到一半，歌曲总被“下一首”的提示音切断。一开始，舞蹈一停，人群就发出善意的笑声，到后来，音箱被关掉，所有人一起唱起歌来。

3月31日，北京医疗队在援鄂65天后，归来。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可能害怕我们惦记，你们都瞒着我们。爸妈知道，这次疫情是国家一个大难，每个人都应贡献力量，你能亲自上战场，我们很高兴，全力支持。”

“家里丽丽(化名)和小璇(化名)给我们买足了粮油副食，水果、新鲜蔬菜都吃不完……特别告诉你，妈妈现在天气好时都能下楼遛弯了。希望你安心工作，多救治病人，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出院。”

“等待你和战友们胜利归来。”

——3月7日，北京安贞医院ICU医生贾明收到父母写的一封信

“孩子的小名，如果是男孩叫袁保，是女孩叫袁援。希望孩子能健康长大，不求富贵，只求平安。”

“特别希望他/她赶紧长大，让我好好抱一抱。我会把全部的爱给他/她。”

“还希望他/她能有责任和担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如果未来还有疫情，他/她当了医生护士，想上前线，我绝对不拦着。”

——北京天坛医院护士袁磊收到传来的爱人首次产检B超视频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戴轩

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